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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(图文)

时间:2011年05月04日 13:25  来源:互联网  已被浏览238次  评论0

  

 陈平原(资料照片)
陈平原(资料照片)

  数年前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并批阅试卷。其中一道论述《儒林外史》叙事特征的题目,大多数学生举的例子是“范进中举”。这让陈平原很伤心,它意味着那些学生进北大后没有通读这部经典,只记得中学课本上从《儒林外史》中节选的《范进中举》。

  学生们的回答是,作品太多,没时间读,只好读文学史。这独尊文学史的局面,让陈平原开始反思“‘文学’如何‘教育’”。如今,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,已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推出新著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。(安全管理交流-www.riskmw.com)

  近日,陈平原就执掌北大中文系3年来的得失、高校国际化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等话题,接受本报专访。

  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

  记者:新书中你谈到,作为大学教师,你必须为研究生开设各种新课,引领他们尽早进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学术领域“左冲右突,四面开花,对训练学生或许不错,对自家著述则不无伤害”。自 2008年9月接任系主任以来,你是如何平衡行政与治学的?

  陈平原:当教授和当系主任是不太一样。这3年中,我花很多时间做行政工作,除了应付日常事务,也努力为北大中文系描述一个奋斗愿景、制定若干相关制度,希望上了轨道以后,无论谁做系主任,都有章可循,不用费太多时间。

  淡化系主任的个人作用,让教授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,并实现自我督促,这比找一个强势的领导更重要。我即便当系主任,也不要有太大的权力。

  我现在手头有10多篇接近完工的未定稿,都需要进一步查找资料,现在没有整块的时间,只能放在那里。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,也不是好的学术状态。等卸任后,我会再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。

 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,有些话不太方便说,让我很苦恼。作为一个教授,我对教育部的决策、对北京大学的现状,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。现在,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。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,这不是我的风格。可当下中国,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,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。

  中国大学问题很多,北大也一样,好多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。你可能知道问题在哪里,但你一旦想改动,哪怕只是搬动一张桌子,都会涉及各种人的现实利益。找到一条对大家都好、没有人受损害的改革之路,几乎不可能。

  大学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,单看正式发布的文告、查阅各种历史档案,不见得就能完整把握。那些口头交代,那些电话沟通,那些没有记录在案的对话,或许更关键。可这些“无字天书”,非我辈所能读到或读懂。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,认真思考,真诚表述,这样,起码可以达成“同情之了解”。

  当几年系主任,虽然忙碌,也有好处,那就是对大学运作以及院系的问题,有比较深入的了解。等我退休以后,或许写一本“中文教育之过去、现在与未来”,将北大中文系作为一个个案来讨论。

  记者:去年百年系庆,北大中文系设立“胡适人文讲座”、“鲁迅人文讲座”,前几年你还在教员中张罗“博雅清谈”,诸多革新举措中,哪些比较有进展,哪些还处于艰难探索?

  陈平原:我的任务是:第一,凝聚人心;第二,确定学术标准;第三,建立合情合理且便于执行的规章制度。

  去年的百年系庆活动,当然是希望借此建立中文系的传统,传扬某种精神。那天的会场不设主席台,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坐,轮到你发言,你上去,讲完下来。系友王汉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也在下面坐着。

  比起欧美及日本的大学来,中国大学的院系普遍规模大,事情杂,院系领导可支配的资源也多,很容易演变成大权独揽。“独断专行”的好处是效率高,但制度不健全,单靠院系领导的克己奉公或个人魅力,是难以持续的,弄不好会出大问题。理想的状态是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,让教授们一进入这个团队,马上明白自己的职责、义务与权利。包括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,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可以争取的“好处”。

  清华百年校庆:“走向国际”并不等于“迈向一流”

  记者:最近正值清华百年校庆,贵校和清华的关系在外界看来多少有些微妙。你2005年就曾撰文《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——解读作为神话的“清华国学院”》,这次对邻校的百年校庆有何观感?

  陈平原:这两个月,各种媒体都在谈清华百年,我多次被邀,但都谢绝了。不是对清华有意见,而是不愿意应景。最近写了则短文,人家要我谈清华如何国际化,我谈的是“走向国际”并不等于“迈向一流”。

  在庆幸中国大学迅速崛起的同时,我担心过分认同欧美标准,大到办学的路径,小到独尊SCI或SSCI论文。记得上世纪40年代末,胡适当北大校长,发表“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”。今天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自信心和独立性,远不及蔡元培、梅贻琦、胡适、傅斯年那一代。

  记者:也有学者撰文,认为当下的民国热有美化和简化那个年代的倾向。

  陈平原:我当然明白,民国年间的政治与社会,包括那时的北大、清华,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我再三提醒学生注意,谈论任何一个时代,不管是盛唐还是明末,是清华国学院还是“文革”中的北大,你都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及历史的复杂性。但当一个学者选择晚清作为论述对象时,或者当你刻意表彰西南联大而不是中央大学时,背后是有问题意识的。同样一件事情,历史学家、文化人以及大众传媒,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论述策略。

  整天在电视上露脸,不仅不加分,有时还因说错话扣分

  记者:新作中有专章谈“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”。你怎么看这些年走红的《百家讲坛》?

  陈平原:我没有研究过《百家讲坛》,只偶尔听过一两讲,不好妄评。电视作为一种媒介,本来就不同于报刊或图书。电视最便捷,也最能吸金,除非国家给补贴,养起来,像日本的NHK那样只谈社会责任,不管经济效益,否则,追求收视率,标准必定越降越低,制作费用也是越少越好。

  只不过,中国这么大,本来应该有更好的面向大众、传播学术文化的平台。许多电视台开办过“读书”栏目,现在基本上都消失了。我喜欢看央视10套的科教节目,还有专题纪录片,只可惜普及考古学知识越来越像挖宝故事。我明白电视人的难处,希望在制度上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。

  学院中人容易对各种电视节目冷嘲热讽,而不太能体会整个文化生产机制的复杂性。对于《百家讲坛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,我是认可的;虽然我不太喜欢,但我知道此中的艰难。记得上世纪90年代,北大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过《中华文明之光》,袁行霈教授主持。为了制作这150集历史文化专题片,动用了很多北大教授,可效果不太理想。只是把课堂换一种方式,搬上荧屏,配上精美图片,远远不够。

  当初《中华文明之光》在商业上不成功,今天《百家讲坛》在学院里受批评,二者之间,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折中方案。

  记者:贵系某些教授热衷参与社会活动,还有的在专业以外大谈热点问题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王瑶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批评“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”和“二道贩子”,作为系主任你怎么看?

  陈平原:喜欢谈论社会问题,或者经常上电视,你只能评说他们做得好不好,不能一概称为“二道贩子”。在电视上谈学问,属于文化普及,不可能具有原创性。这事情必须有人做,做得好,在社会上获得名声,那是应该的。只不过,这与大学里的学术评价,是两回事。起码在北大,晋升职称或学术表彰,都不会考虑你在社会上的名声。整天在电视上露脸,不仅不加分,有时还因为说错话,而被大大扣分。

  北大师生历来有“铁肩担道义”的追求,不满足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,既然鼓励教师介入社会改革进程,你就不能设置很多障碍,要求人家只能这么说,不能那么做。作为大学教授,我们的发言姿态跟新闻记者或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,必须更讲学理依据。具体到某学者写什么文章,在电视上如何表演,中文系主任是管不着的——也不应该管。

责任编辑:wdh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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